林彪反革命集团由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等组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进行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全国政权。
1971年8月间，毛泽东去南方各地巡视，沿途作了多次讲话，指名批评了林彪。9月5日，林彪、叶群、林立果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预感其阴谋即将败露，便铤而走险，决定谋杀在旅途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与此同时，林彪、叶群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了准备。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有所觉察。9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专列提前离开上海，直驶北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林彪慌忙作出13日南逃广州的决定，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另立中央。他们于12日晚将256号三叉戟飞机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阴谋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出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妥善作了处理，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
